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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有些中国工人也眼红印巴人，请求别人出去玩时把自己带上，印巴工人对中国工人比较友好，也就答应了。可是后来这事被随行的“领导”和政工干部发觉了，于是警告印巴方面：“如果出了事，你们要负政治责任！”。后来中国工人在跟车时，人家就不让了，说“你们领导说过，要负政治责任，你们中国，政治责任太这个——”说完，伸出大拇指。后来，中国工人居住地围上了铁丝网，进出都要经领导同意，于是中国工人也被外国人讥讽为“围在猪圈里的矮脚猪”。

干部的特殊化此时已是愈演愈烈。那些带队的“领导”为了经常能搭乘飞机回国探亲，就常常从国内空运去粮食和副食。伊拉克气候干旱，蔬菜昂贵，干部们不愿意买蔬菜给工人吃，于是在伊拉克那一段时间，中国工人的伙食几乎天天是粉条，都是国内空运去的。由于长期缺维生素有许多工人烂嘴，也有一些得了坏血症，后来就发维生素片。工人们吃粉条都吃怕了，于是有很多人偷偷到印巴工人和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宿舍周围的垃圾堆和厕所里，寻找别人丢弃的烂菜叶、过期罐头当美味吃。

政工干部和带队的“领导”都是全脱产的，成天忙着教育工人要“防止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蚀。他们的行径，也引起了工地西方包工头的不满，有一天，一名西德工头来到中国工人宿舍，大声训斥“领导”们，大意说我需要干活的人，不需要看门的狗之类。中国的干部们个个诚惶诚恐地赔笑脸，直到西德工头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一个工人因为不满一个日本监工的污辱，就和那日本人打架，打得那日本监工下巴脱落，因此那工人被记了处分后强行遣送回国。

当时去伊拉克的有许多工人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些人原先都怀着满腔热血，准备去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可是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个个都变得异常消沉。我父亲在宣传队时的同事陈××，原先是工人党员、基干民兵，政治表现很是积极，可自从伊拉克回来以后，他比谁都要萎靡。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八、审判“四人帮”

一九八○年冬天，电视里播放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系列节目。那是长达七十七天的审判，从一九八○年的十一月底一直持续到过春节前夕。当时我正在放寒假，所以后来的那些审判过程和宣判大会我都看了，看到了人们恨得咬牙切齿、千夫所指的“王、张、江、姚”。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也没有什么政治观，只是看热闹。只记得张春桥特别硬，从头至尾板着个脸一言不发；江青特别刁蛮，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捶胸顿足，一副标准的戏子面孔；王洪文则垂头丧气，有问必答，以至于我都觉得他“挺好”的；而在十几年前写出杀气腾腾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棍姚文元，此时早已没有了当年那股锐气，瞪着一双金鱼眼，把什么责任都往别人身上推。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昔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置人以死地的大人物们，此时却作为阶下囚站在被告席上，浑身哆嗦地等候着别人的判决，难道这不是报应吗？通过电视，我还看到王光美控诉“四人帮”罪行时那悲痛欲绝的情景。当时我很奇怪，当时一直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伟大领袖，如何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可为啥他身边老出坏人？老是好人受冤枉、受迫害？为啥他老人家一逝世这些坏人就被抓起来了？难道“四人帮”干这些坏事时，他老人家不知道？他老人家不是据说能“洞察一切”吗？

最后，当审判长宣布：“判处罪犯江青死刑……”（人们没来得及听到“缓期两年执行”）时，我们家所在的铁Z局家属院立即响起了“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和欢呼声，还有敲脸盆、水桶的声音。经历了长期浩劫的人们，终于扬眉吐气，尽情发泄他们对“四人帮”和封建法西斯暴政的不满和憎恨。

一九八一年春天的一天，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笑眯眯地来到教室，站在讲桌上，把教室黑板上方墙上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摘了下来，卷成一个小卷往腋下里一夹就走了，什么都没对我们说。我们小孩子不懂政治，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在作文里写了句“毛主席永远都会活在我们少先队员的心里”之类的套话，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去说：“以后这样的句子就不要写了。”于是，我就不再这么写了。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经常在垃圾堆上、上学路上看到一些毛泽东的画像，或脏兮兮，或残破不堪，人们就在上面踏来踏去；还经常捡到一些人们遗弃的毛泽东像章，捡起来玩一段时间，也就扔掉了。太谷县鼓楼边的商店里对着正门的那个毛泽东巨幅画像，也因为无人维护而逐渐色彩黯淡，后来还有人在他脸上涂了一些黑墨汁，再后来撤走了。昔日被当作神仙一样顶礼膜拜、无所不能的伟大领袖，今日却威风扫地，连自己的形象也顾不了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九、东南街小学

东南街小学位于太谷县城的中心地带——东寺园。由于铁Z局单位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差，因此从农村回来后，我和姐姐都转学到太谷县东南街小学读书。农村的教育水平确实很低，虽然我和姐姐在农村上学都算是班上成绩好的学生，但刚到东南街小学时进行入学测试，我考了四十分，姐姐考了二十分，学校说我们基础太差不收。那一段把母亲忙坏了，四处求人送礼，学校才勉强收了我们。我的基础差到了什么程度，我有很深的体会：那时学一篇课文，里面有个名词“崎岖”，解释是“形容山路不平”，我当时一直都很纳闷，这个“形容山”究竟是哪座山？为什么“形容山”的路才是崎岖的？那别的山路是怎么样的？又怕老师说自己笨而不敢问，好长时间才悟过来。

当时，父亲经常要到商丘处机关里驻勤，一走就是三五个月不回家。为了让我们跟上进度，我的母亲天天晚上自己做我们的家庭教师。我的母亲那时也在自学，每天晚上，一家三口人都坐在桌子旁边，我和姐姐做功课，母亲自学，有不会的就问我的母亲。经过一个学期的追赶，我们俩的考试成绩终于逐渐开始在班上靠前了。

在东南街小学时，我订了一张《中国少年报》，里面有一个专栏，叫“在资本主义角落里”，里面刊登的全是美国、日本、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的悲惨状况。每当我看了这些报纸以后，总是想：“唉，美国的儿童可怎么活呢？真是太可怕了。”还隐隐有一种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感，庆幸感。

我刚到东南街小学上学的时候，原来的班主任仿佛不怎么管学生，班里秩序很乱。还没一个月，原来的班主任就调走了，新来了一位班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姓白。白老师很严厉，来了以后就整了几个最调皮的“刺头”，结果班上秩序大为好转，学生们用功多了。我的母亲看到有这么一个好班主任，心里自然非常高兴。虽然家里当时还并不宽裕，但我的母亲却特别舍得对老师下本钱，经常买一些罐头、水果、点心等礼品去拜访白老师。八十年代初的人们还都比较贫穷，特别是教师生活更为清贫，这些礼品在当时来讲都算很重的礼了。白老师有一个女儿，小名叫二青，和我年纪相仿；一个儿子，小名叫宝宝，比我小三、四岁。有一次过年时我母亲和我登门给白老师拜年，一进门就看见宝宝在就着大酱吃玉米面窝窝头，腮帮子上都是酱。后来，宝宝考上了大学，而二青在上初中时遇到了车祸，不幸夭折了。

有了母亲所下的功夫，白老师对我既严格，又关切，可以说我小学时成绩能始终在班上数一数二，与白老师的管束是分不开的。

本来，我在农村上小学时，农村是没有什么少先队组织的。可是等我转到东南街小学以后，发现班上几乎没有人不是少先队员。因此，我的母亲上商店买了条红领巾，也算是我入了队，还成了小队长。后来在学校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一栏，我填上了“工人”。当时填出身闹了很多笑话：好几个学生不懂啥叫“出身”，因此想当然地填上了“我妈”，还有几个似懂非懂的填了“贫下中农”，把白老师弄得哭笑不得。

在一九八二年，全国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那时，每个班后面的小黑板上，都写着学生的名字，做一件好人好事，就画一面小红旗。后来，班里还开过一次主题班会，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有想做科学家的，有想当解放军的，而我，则说想当中国第一名宇航员。现在看来这理想是没戏了，杨利伟取代我成了中国第一名宇航员。轮到我们班的大队委发言时，她却哭了起来，然后说她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白老师夸奖了她，说这个理想，才是最实实在在的。

后来到小学五年级时候，共产党召开了十二大，国家改选了领导人。当时我们小学生也学时事政治课，白老师让一个女同学到黑板上默写新当选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结果她把国家主席“李先念”写成了“李失念”，把总理“赵紫阳”写成了“赵柴阳”。白老师笑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你早就成现行反革命了。

一九八三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条件在同学当中依旧不能算很好的。小学毕业照毕业合影时，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照相，于是白老师借了同学的一件褂子给我穿上；而我的裤子膝盖那块正好有一个洞。白老师看见以后，让我把手放在那个洞上照相。这张照片我至今还有，穿着借来的褂子，手按在膝盖上。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十、父亲平反

一九七八年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社会上上访、平反的风气很浓。毛泽东在位的后二十年里，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黑白颠倒、良莠不分；小人得志、好人倒霉。无数人年纪轻轻就被打入另类，白白浪费了大好年华；无数人因为出言不慎、敢说真话而遭到飞来横祸。这真是中国的一个悲剧。

到一九八三年，我的父亲蒙冤已经二十六年了。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我父亲一直逆来顺受、心灰意冷，早就安道认命了，所以他根本不愿意主动去上访，再低三下四地求人家给自己落实政策。但是，我的母亲却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背上一辈子“坏分子”的黑锅。于是，在我母亲的坚持下，我的父母于一九八三年夏天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开封市，找到文化局里当年整父亲的那一帮人。令人感慨万千的是，当时亲手把父亲打成“坏分子”的那位领导，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和折磨，也曾经被挂着铁丝木牌游街示众，也坐过“喷气式”，也是刚刚落实政策。

那位领导见到当年被自己亲手打倒的那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变成了头发稀疏的中年人时，忍不住抱着父亲失声痛哭，请求父亲原谅。中国人哪，几十年时间里被人挑唆互相斗来斗去，斗白了头发，斗碎了心灵，可以说人人都是受害者。于是，我的父亲原谅了他。这位当年整过父亲的人，又领着父亲母亲挨个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的平反奔走呼号，顺利地给父亲平了反。后来这位领导于一九九三年去世，我的父亲还专门去吊唁。

我父亲平反时，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都原本以为他档案里记载的那导致了他蹲了六年监狱的“罪行”该有多么严重、多么骇人听闻。然而，等到办案人员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档案，他们亲眼看到父亲的档案里存档的三条“罪状”时，二人禁不住目瞪口呆。这三条“罪状”，原文如下：

（一）该同志好吃好喝，几乎每次领工资后都下馆子喝酒，剥削阶级享乐思想严重。

（二）挪用公款。该同志一九五七年四月到上海出差购买乐器，超支十二元五角二分，到当月月底发工资时才还清。

（三）该同志无端谩骂领导，干涉他人婚姻自由。

就这么连一般性的“错误”都算不上的三条，竟然害得我的父亲蹲了六年监狱，背了二十六年黑锅。当我的父亲看到这短短一百零一个字，决定了他大半生命运的“罪状”时，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哭呢还是该笑。

我的父亲平反后，按照政策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也可以把家安在开封市。父亲当时有一些动心，我也很想离开这小县城到大城市去。但是我父母一商量，觉得太谷县教育质量不错，到开封市就很难说了。就这样，为了我和姐姐今后升学，父母又一次牺牲了自己，决定留在太谷县。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十一、春天的几个瞬间

从一九八○～一九八八年那几年，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子。那时改革还是“帕累托累进”式的，也就是全国各个阶层、每个家庭都受益；不像现在，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侵吞国有资产的、搞违法经营的、搞权钱交易的，都暴富起来，都趾高气扬的。八十年代初，虽然也是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都是宣传靠勤劳致富“万元户”们。我作为一个见证人可以证明：邓小平所号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是像现在一些人所刻意曲解的那样，是号召让所谓“腐败分子先富起来”，而是让种田专业户、副业专业户以及其他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先富起来，给了饱受饥寒之苦的中国人民理直气壮地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可以说，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家始终遵循着当时邓小平的号召，依靠诚实的劳动，一点一滴地积累，才到了今天这个“小康”的水平的。我们拥有的每一分财富，都不是靠投机取巧得来的，而是凝聚着我们自己的血汗。

渐渐地铁Z局的人越走越多，到了一九八二年冬天，在太谷县留守的已经不过几百户了。“南住宅”的邻居们越搬越少，我们家占的房子又多了一套。此时，住得已经算比较惬意了。但没过多久，单位就把“南住宅”卖掉了，剩下的人全部向“北住宅”集中。于是，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但我们还是又一次搬家了。公家的福利房就是这样，人家让你住你就住，不让你住你就得走。

一九八二年底，我们家搬到“北住宅”。“北住宅”以前是干部和资格老的工人住的，有自来水，房子面积也大一点，每套大约三十平方米，还有一个小院子。一年以后，邻居也搬走了，我们占了他的房子，居住面积又扩大了一倍。刚到“北住宅”的时候，我从前面在这套房子里住的那一家扔掉的垃圾里，找到了不少毛泽东像章，有大有小，有的还做得非常精致；还发现有不少文革时期的邮票。可那时小孩子不懂事，觉得邮票边上的那些齿孔碍事，于是就用剪刀把它们剪了，玩了几天之后又扔了。后来懂事之后，为此真是后悔不迭。

离“北住宅”不远的城墙根下，就是我母亲刚到太谷时做苦力的太谷糠醛厂。不知当时建设时是怎么考虑的，太谷糠醛厂竟然坐落在太谷县城的西北方向。太谷县位于黄土高原，爱刮西北风。每当西北风起，整个家属院都笼罩在糠醛厂散发出的那种甜丝丝的、令人恶心的菘酐味中，即使是在大热天也要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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