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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41 帝国之法（第3页）

对于这种情况，从道府民间打磨出来的刘文济，是有极深感触的，但他依旧矢志不渝地在世祖、太宗的基础上进行法制建设，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成就他个人的事业与功绩，一方面通过强法来强权，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央集权的思想指导下，推动对国家更先进、有效、有力的统治与管理。

有些条制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停留于纸面的效力，而在于有需要时的利用价值，作为法理依据佐助政治行为，对于统治阶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来说，就是一项莫大的价值。

当然，划定底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人性本恶，仅靠道德是无法把国家治理好的，而有些人，也很难用道德准绳去约束，自上而下都需要更加强力的约束。

即便这道约束，并不能应付帝国规则下诸多情况。就拿“人口贸易”来说吧，若是朝廷不加阻遏，总有一日，本该享受帝国荣耀、自豪身份的公民，会被完全当作猪仔去贩卖，并且毫无顾忌、毫无下限。

对食利者来说，道德一文不值，法律本该践踏。因此，即便朝廷明示禁令，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与打击手段，“移民贸易”依旧没有停止，只不过从半明面、半官方的状态转入地下。

这是帝国中央的权威，是法条的作用，也是其积极意义所在。而所有明里暗的逾制违法，作奸犯科，绝大部分都不是制度的问题，问题在人，毕竟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

就拿刘文济对盐务的改革来说吧，以盐事之重、盐利之奉，自世祖时期起，就已经制定了非常完备的盐法，从生产、运输到售卖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关规定。

但盐务之运转，显然不可能完全依照盐法规定来，从官方到民间，从盐监到盐商，从盐丁到盐民，整条庞大的、复杂的利益链条上，有太多按捺不住的手脚了。利益动人心，这样一条几乎流淌着黄金的财路上，怎么可能干干净净。

因此，对盐务之改革，刘文济的重点就不在盐法盐制了，目标在人，在那些违法犯罪、侵犯国家财税、凌虐帝国子民的食利群体。

在这方面，他也是名正言顺的，他也能高举世祖之法的大棒，狠狠地冲那些大吃盐路的不法勋贵、贪官奸商打去。毕竟，大汉盐法，可是世祖开天眼借鉴，再综合国情，方才制定出来的，即便到建隆时代已经弊病颇深，依旧从整体上保证着盐事秩序的稳定，至少让大部分人能够有盐吃，哪怕贵点。

盐务之改革，起因还在于范仲淹。当年刘文济南巡时，听取汇报后，决定修筑淮东还堤，重扞海堰，当时以范仲淹作为都监。

而范公何人，穷三年之功，奔走淮东沿海工程，重筑海堰，还淮东官民一片风平浪静、河清海晏。在这个过程中，范仲淹可是不带停的，借着监工之便，将淮东盐务之弊摸得清清楚楚。

天下盐事，半出淮东，淮东之弊，也足以代表天下了。建隆七年，范仲淹回朝述职，进一步得到刘文济赏识，擢升为工部主事。

范仲淹则将他在淮东调查所得盐务细情，原本详尽地奏明刘文济，从盐价、盐官、盐运、盐商、盐民五个方面阐述其弊，总结得来说，实际就两点，贪污腐败与压榨剥削。基于这些情况，范仲淹又向刘文济提出了“盐事十条”，希望刘文济能痛下决心，大刀阔斧，改革盐政，为民请命。

对此，刘文济可是大加赞赏，夸奖范仲淹的丹心忠诚。事实上，刘文济早就有整顿盐务之心，皇城、武德二司可不是摆设，虽然在调查、认识上比不得范仲淹，但刘文济是会动脑子的，从那纷繁的细节中，自能察其弊。

于是，见范仲淹展现出的才情、见识与担当，还有那股子不为权贵、强暴的精神气，于建隆八年擢其为盐铁副使，专事盐务整顿，实际上也是治贪-治事的综合整饬。

从建隆八年到十八年，帝国盐务官员，有三分之一都倒台了，而牵扯到的权贵、盐官、盐商及其爪牙，被判处死刑者达两千余人，如此空前力度的一番整治下来，帝国盐务如何能不清。

一味的压制与整饬显然是不够的，刘文济着吏部调拨了上百名精于盐法的官吏，充入盐铁体系任职，同时加大财政司与都察院二衙的监察之权。

当然，仍旧免不了妥协的一面，比如，刘文济引入了更多的食利者，想要彻底杜绝张嘴、伸手的现象是不可能的，通过打破既有的利益集体，至少能保证在短期之内帝国盐务呈现一种健康的状态。

而盐务改革的成果也是显着的，到建隆十八年，帝国盐价经过前后五次的下跌，终于重新达到雍熙时代的水准（斗盐93文），盐民、盐工的日子好过了，小盐商更活跃了，帝国盐产量提升了（其中不少是得益于盗卖官盐的严厉打击），盐税也得到显着提升。

同时，私盐买卖之风，却逆势上扬了这里同样有个背景，在朝廷盐务整顿下损失惨重的食利者们，在体制内蛰伏下来的同时，不免将目光转向外边。

于是南洋地区，尤其是吴国那边的海盐，也通过“贸易”、走私等手段，被引入帝国，开始在沿海地区蔓延发展

而比起盐务上的重拳出击，轰轰烈烈，在土地问题的改革上，就属于温吞如水，润物无声了，当然艰难、激烈的角力都发生在帝国光芒的阴影下。

在土地方面，尤其地税方面，刘文济可不敢轻易言改，更不敢乱改。只是，眼瞧着地税逐年减少，又不得不有所作为。

而地税减少的原因，也很简单，在籍的土地在逐年减少，至于“消失的土地”去了哪里，又是如何消失的，不言而喻。

因此，十来年间，刘文济在田籍、田税上，也是下足了功夫，武德司全面发动，又不断派出使者巡视，尤其盯着那些大地主。

一番清查整顿下来，总算勉强扭转了田亩减少之趋势，但到建隆十八年，也只是回到端拱时期的水平并且，越往下，阻力越大，也越难清查。

其不提作为帝国主体统治阶级的勋贵、官僚及地主，“消失的土地”，甚至有很一部分最终的去处是皇家，在少府都能找到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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