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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荡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维持会，选出一个伪代表当会长，明里应付鬼子，暗地里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这个角色不好当啊，得时刻冒着让鬼子杀头的危险。”

江青插了一句：“这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很艰苦，也很危险。我在未到延安之前，一直在搞这方面的事。当演员，那是为了作掩护。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年的事了。”

“是啊，当时让我当伪村长、伪代表，参加日本人的‘兴亚会’，我是至死不干，”陈永贵来了劲。激动地说，“但是，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首长，化名为‘老曹’，为这事给我反复做工作。他说：‘你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八路军信任你，穷哥们也信任你，你不出头让灰鬼干了，受损失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吗？’这时，村里的穷哥们也到了我家，好说歹说让我出头，还向村长贾泰元积极推荐。贾泰元是个地主，他心里比其他人更怕日本人，因为鬼子一来，他家的粮食和房产保准第一个挨抢。再说，他的兄弟贾增元就死在鬼子的大刀下，所以他也希望我出来维持一下，这对村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上任了。”

江青不以为然说：“这事很正常嘛。既然是八路军派你打入敌人内部的，这就算参加革命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永贵说，“我当了维持会代表，参加了日本人的‘兴亚会’后实际上是多方应付，不管什么人进村，全凭我忙里忙外，使大寨的老百姓躲过不少灾难。我还掩护了好几个八路军干部，为我们党送了不少公粮。抗战结束后，为这事我受了不少冤枉。地主贾泰元为了保护他自己，想把我推出来当替罪羊，发动农民斗争我，说我是‘鬼子汉奸’。幸好八路军首长和穷哥们知道底细，才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解脱了我。”

“这事应该有档案记载嘛。”

“有！我有八路军部队给村里的立功信。”陈永贵说，“抗战中，根据我的多次要求，八路军首长批准我和大寨的另一个叫贾承维的民兵扛起了枪杆，前往阳泉参加打鬼子的战斗。我还被任命为班长，带领着十三个战士运送弹药武器，救护伤员。一个硝烟弥漫的夜晚，阳泉的战斗打得很残酷，好多战士都死的死、伤的伤。我看看跟在我身边的贾承维和其他战友，高喊着‘谁是英雄，跟我上’的口号，一下子冲到最前线，打死好几个鬼子，还救回来我们的几个伤员。这些事，是日伪汉奸能干了的吗？”

江青笑了：“谁也没说你是日伪汉奸啊！”

这下，陈永贵才把话说到了正题上：“有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山西的一小撮反大寨势力，千方百计地在我身上做文章。他们背着我给六十九军的领导写黑信，说我当过维持会代表、伪村长、参加过‘兴亚会’、‘棒棒队’，还从档案馆里听说找到了什么证据。他们一直想把我整下去！”

江青这下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不管是谁想整你，不但我不答应，党中央不答应，毛主席也不答应！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和江青面对面的谈话。

陈永贵拉住江青的手，一个劲地摇晃：“江青同志，您是俺大寨贫下中农的亲人，我和大寨的党支部世世代代不忘你的大恩大德。我回去说，拥护江青同志就是拥护毛主席，我们要象听毛主席话那样来听江青同志的话。谁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决不让他再泛滥！”

这些话，要是放在别人嘴里，江青早就反感了。但是从这位农民口里讲出来，她却认为入耳得很。她对周恩来等人说：“陈永贵同志对党、对毛主席有很深的阶级感情。像他这样农民出身的党的基层干部，完全可以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雷锋要是活着，可以当总政主任。我主张把铁人王进喜、大寨陈永贵都选为中央委员。他们的斗争觉悟高得很！有他们在中央，走资派要想复辟资本主义，就比登天还要难了！”

于是，陈永贵顺利地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恨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他一口咬定谢振华是林彪的人，不断向江青告状。

江青想起了当年的事……

当林彪接到电话通知，赶到中南海来见毛泽东时，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五点钟。自从上海发起向党内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夺权的“一月风暴”以来，毛家湾的指挥一直和钓鱼台、中南海保持畅通的联络；为了使军队在支左中不出差错，林彪手里始终掌握着来自八大军区和一些重点部队的情况报告。他起床后，匆匆忙忙准备着他已阅读过的这些材料。

“是不是向主席请个假，或者在电话里请示一下主席有什么指示好不好？就说你刚发汗身体不适。”叶群披着衣服赶进林彪的卧室，对他唠叨。“春寒袭人，从毛家湾到中南海还有一段路，小心感冒。”

“去去去！”林彪烦躁地推开了她，皱着眉头说，“一号的通知不是商量，而是必须去，如果不发生重大事情，他能在这个时候召唤吗？妇人之见！”

“好好好，听你的！”叶群撇了一下嘴巴，“谁让你是伟大导师的亲密战友来，我不过是给你参谋参谋，听不听全在你。”

二十分钟后，林彪的轿车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门外面停住了。当他被等候的秘书引领进去的时候，他表示歉意。

最先从毛泽东卧室里走出来的是江青。她脸上放光，毫无倦意。双方握手说了表示问候话之后，江青便说：“主席正在给济南军区的一个报告上作批示，马上就出来。本来，主席和我是怎么也不愿意打搅你的，但我想，当整个形势处于最关键时刻时，中断一下你的休息也是可以吧。”

林彪点了一下头：“当然。主席和您不是也中断了休息吗？”

“他从昨晚到现在还一直没休息。”江青说，“前半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谈话、开会，后半夜看报告和材料，始终没合眼。”

“一定要让主席注意休息啊……”林彪关切地说。其实，说这话完全多余。毛泽东这两年多来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工作情况来决定他的作息时间的。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况，就连自己也很难掌握他的规律和活动线索。

但他知道，毛泽东在前几天和一些人谈话时，对夺权后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黑龙江省的革命造反派率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成立了以潘复生为主任的革命委员会；三天后，山东省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由王效禹当了主任；张春桥、姚文元闻风而动，摘下了他们成立的上海市人民公社的招牌，把他们最早成立的夺权机构也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仍由他俩任正、副主任；到了二月十三日，贵州省的革命造反派由李再含挂帅，也夺了原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之为“西南的春雷”。

当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山西这块土地上时，发现这些夺了权的各路诸侯们，正吵吵嚷嚷，为争座次、争名额、争先后而闹得不可开交。江青火了：“我为某些不识大体的造反派的头头们而感到羞愧，放着最主要的敌人不打，而热衷于内部起讧，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支左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份，经受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保定地区作为北京的南大门，我看交给三十八军镇守就可以了。把驻守在河北的六十九军撤到山西去，让他们担负支左和部分厂矿的军管任务，以确保我国煤炭基地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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