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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我俩都笑了。

张粲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有的老师明知我委屈，却就是不让我进教室上课，你怎么求他也没用。班上组织集体活动，这是我最想参加的，可班主任死活不让我同去，现在想起来我还深深感到心痛……还有人向我中学的班主任发难，给她处分，并在现场大会上点名，要她检查。可我老师说：‘我没错，我相信张粲是个好学生，不信咱们十年后再看。’别人后来把这话传给了我，使我坚强了许多。我一直感谢这样的老师和北大的同学们。因为即使按照上面的精神，像我这种情况也不应该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1984年下半年，教委就已经作出了废除原来规定的在对考生进行‘服从分配’时不与本人和家庭见面的做法，作出对非志愿分配考生必须与学生本人和家长见面的新规定。所以我坚持认为学校对我的处理不公平。我第一次报的也是北大，但因为身体原因没考好，人家不征求我本人和家长意见硬把我分到东北一个我根本不感兴趣的专业上大学。我从小爱小动物一类的东西，后来看爸爸能把一枝杜鹃嫁接得开出好多鲜艳的花儿，就想当位生物学家。第一年高考时我报的就是北大生物系。后来由于报考受了挫折，一气之下，我在第二年考了北大国政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却没有想到我后来的大学梦出了这样更大的意外。我被学校作出开除决定是在1985年3月8日，从这年的‘三八’妇女节起，我在北大便成了一个‘黑人’。但不管他们怎样想把我赶出大学门，我就是不走，直到与班级同学一起读完四年本科全部课程，而且还一门门参加了考试……”

1986年7月，张粲以非凡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但她没有拿到文凭，仅得到一纸证明，证明她坚持学习，成绩合格，及各方面表现不错，不包分配等。

张粲的情况在北大是惟一的一个，像她这样后来被许多老师和同学敬佩的“不读完大学誓不休”的才女在建校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原因，使张粲这样才华出众的女大学生经历了并不公平的曲折磨难，然而她从来就没有倒下过。靠自己优异成绩和在北大人人公认的才能与表现，她顽强地走过了青春最好年华。在同学们欢天喜地的毕业典礼上，没有张粲的身影，那时她已经到市团委、团中央和团校去打工了——她在这些地方干的是骨干工作，却只能拿一天一块多一点的临时工工资，因为她是没有拿到大学文凭的大学生。

大学始终是张粲一个衡量自身价值取向的坐标，因此她即使在经受别的女孩子可能永无能力承受的困难的岁月里，也从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后来她力争通过考回北大研究生的方式来弥补她曾经有过的一段大学裂痕，可是客观因素阻碍了她。在此情况下，张粲仍然没有放弃初衷，一如既往。她从打水扫地开始，从倒卖电脑做苦力生意入手，一步步在自己设计好的大道上迈步走着，直到离开北大十一年后，她又以出色的成绩考进了北大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班，而此时的她已经成为资产过亿的著名民营企业家和团中央表彰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人才之一了……

“读书永远是我的生活，大学是我毕生的内容。”张粲在与我道别时说的话，道出了多数中国人对大学的那份抹不去的情结。

郭小林，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现在中国作家杂志工作。他是我的同事，比我大十岁，但他的副编审职称却晚了我八年才拿到。1999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职称“高评委”又开会工作，身为杂志社负责人之一的我和另外几名领导同志极力把郭小林报了上去。几天后五十三岁的郭小林终于如愿以偿。然而在我祝贺他的时候，这位老大哥没有一点欣慰之色，他说：如果当时我不放弃考大学的话，不仅“高级职称”的事早已解决，而且也许会是位著名的“知青作家”了。

我握了握他的手，默默地点点头。因为我早已从他人那里知道：在当年的“北大荒”知青里，后来非常出名的梁晓声、张抗抗、陆星儿、肖复兴等人，都是郭小林的知青战友，但当年的郭小林诗才横溢，且在当地小有名气，他的诗作出名时，文学圈里还没有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人呢！“当时，我出名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昆明军区创作组等五个单位要调我去，可我却没有去，自己还挺牛的，认为我在北大荒能当个真正的诗人。”郭小林自己说。

郭小林亏就亏在他失去了本不该失去的上大学机会。

其实郭小林的“大学梦”也很强烈，只是他的特殊遭遇，使他几次与上大学的机会失之交臂。

1976年，已经到了河南林县的著名诗人郭小川被当时的批斗弄得心灰意冷，对局势发展不抱任何幻想，决定长期留在林县。为此，他向林县有固炜门提出了调远在“北大荒”的儿子郭小林到身边照顾自己的要求。郭小川这个要求得到了批准，就这样，郭小林来到了久别的父亲身边，并被安排在林县城关中学教书。可是郭小林没有想到，他来到父亲身边仅不到三个月，他亲爱的父亲、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著名诗人郭小川，莫名其妙地在安阳地区革委会招待所里被大火吞噬了生命——他是在四化建设前夕、粉碎“四人帮”后即将出任文化部领导的前夕告别人世的。“郭小川之死”曾震动过中央高层，有关他的神秘死因，一直是人们猜测和疑惑的不解之谜。家庭长期遭受政治迫害和父亲的突然去世，给了刚刚定居林县的郭小林以沉重的打击。而当郭小林还没有从失父的悲恸中醒过神儿来时，1977年的高考消息意外地传到了他的耳边……

我要上大学！郭小林的第一个反应极其清晰和坚决。这也是父亲郭小川对儿子的期望。

那时的林县，交通落后，信息十分闭塞。从郭小林得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向学校提出休假学习时起，离考试开始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教学工作很忙，只能给你三天时间。”学校领导说。

三天就三天吧。天生就有诗人气质的郭小林不以为然。

那会儿我可狂了——早几年在北大荒推荐上大学时，有人问我，如果是省师范学院你上不上？我竟然不屑地说：不，要上就上北大清华！这后来还曾成为团支部批评我骄做自满的证据之一；因我那时已在省级报刊和兵团小报上发表了不少诗歌，在知青中小有名气。转到内地农村中学后，见有的教师对学生这样解释“厦门”：厦门就是中国最大的百货商店……你说，年轻的我能不狂吗？所考四科中，我自信语文、政治、史地毫无问题，也来不及复习了。麻烦的是数学。文革前我考上高中，没有上学就去了农场，十几年用进废退，文字能力颇有长进，但那点初中数学的老底子，早就忘到爪洼国去了。于是手忙脚乱地找书、求人，求县一中高中数学老师给我辅导；三天里没黑没白，一天十几个小时地看书做题，满脑子全是xy、sin、cos……什么眼睛、什么睡眠，全都管不了了，拼了！大考之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是1977年12月7日），我一早赶到十几里之外的另一所农村中学，考场就设在那里。我的心里出奇地平静，大概是自信能考好吧。环顾周围的考生，似乎少有知青模样的，全是二十来岁的农村孩子——而我那年恰满三十周岁。

填写报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大中文系，那时分不分一二三志愿，现在已记不大清了，反正我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不出所料，语文等三科，都是提笔即答，一气呵成：作文我最为得意，因为我在这种现场命题的作文考试中动了真情，落了眼泪。作文题为《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一见我便心中暗喜：这不正是为我预备的吗！稍加琢磨便伏案疾书——“当我翻开新出的画报，见到新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的大幅彩照，我便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我进京瞻仰主席遗容的情景，我的心又飞向了纪念堂……当我站到他老人家面前时，我心中激动地默念着：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可不是一个人来看您的，我是带着两颗心（一颗知青的心和一颗老战士的心）来的！”——接着，我回忆了父亲在林县听到毛主席逝世时的悲恸心情，他让我给中组部打电报请求回京参加遗体告别的情形，以及他因意外事故去世而最终未能见主席一眼的遗憾；我还叙述了当年他在延安如何在主席思想哺育下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和诗人、他如何对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粉碎“四人帮”之后华主席如何率领我们拨乱反正，等等；当然最后结尾时也不忘加上“大颗的眼泪滴落在画报上，使我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我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力量”云云。这篇作文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的时代印记，说了些套话，但我确实是动了真情的，在写到“带着两颗心”处时，我抑制不住自己，眼泪真的夺眶而出，滴落在考卷上。据一个当时被抽调到安阳地区参加阅卷的教师事后告诉我，他听说我这篇作文被当作了全地区的范文，大家都认为写得不错，但由于在“飞”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对华主席歌颂得不够两点，未能得到最高分。考试结果，我落榜了。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本以为即使数学不行，但其它三科考好了，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而且我天真地幻想着，万一我考得不大好，国家不会不考虑刚刚从“文革”废墟上站起的中兴大业是多么需要人才，能不能网开一面让数学虽差却在文学创作上已崭露头角的我被破格录取呢？然而，我的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是多么荒唐！其实，那时教育战线的极左影响还极深，表现之一就是排斥老三届等大龄考生——以二十五岁为界，应届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为150分，大龄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则为250分；年龄相差十岁，分数线却相差了十的平方！据别人告诉我，我的总分是240多分，数学不是0分就是仅二三分，与录取线只差几分。我就此与大学无缘。

倘若是在北京，或许消息灵通一些，我会和老三届们一起，去做拦蒋南翔同志的车之类的事情；或者，今年没考上，来年再考（据说1978年高考形势就有了极大改变，对大龄考生一视同仁了，题也容易一些）；我的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我困守穷乡，信息阻隔，加上我犯了犟脾气，发誓再也不考大学——这种唾面自干的做法，正说明我的愚蠢——从而失去了78、79两年再去争取的极好机会。

今天，已是年过半百，但依然从里到外冒着诗人“傻气”的郭小林这样对我说。

“那时我考大学，与其说是为了学习，不如说是为了调回北京。这是第一个误区。”郭小林剖析自己一生痛失大学生涯时回忆道：“为了调回北京，1980年借调在京期间，我还有过两次考研究生的念头。头一次是写信询问北大的谢冕老师，得到的回答好像是当年他不收研究生；时间隔得太久，记不清了。第二次是得到一份招考研究生的简章之类，匆匆一看就草率决定报考复旦大学吴开晋老师的研究生，好像是中国古典诗词专业；还跑到什刹海附近的老北师大报名站去报了名。可笑的是什么情况也不摸底，就在报名之前给吴老师写了信。在报名站，一位老师看到我的名字便认出了我，原来她是我小学同学的母亲。她见我报得不妥，便问为什么不考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办的研究生院，那是专为新闻系统的子弟而设的，报了准能考上（她知我父亲生前在人民日报工作），我只得据实以告已给上海方面写信了。几天后吴老师终于来信，说是只招一名学生且早已内定了。所以，两次报名结果都是无‘考’而终。两位老师都是我极敬重的，只是我其实根本不具备考研的水平，而且这样轻率，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老师的不尊重。1981年我以对调的办法回到北京，上大学的动力遂告消失……”

我看到一向生气勃勃的郭小林，此时此刻的脸上布满了凝重的阴云。“1982年初，我到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初选读书班做秘书工作，在香山昭庙见到刚毕业分配来作协的77届大学生王超冰，她告诉我，那年他们听说我报考北大，都想着我能来呢。这可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而忘记反省自己的不足，只是一味地埋怨教育界；这种认识在后来一段时间，甚至发展成了混杂着嫉妒和怨恨的偏激情绪——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多了！你们看重文凭，我偏不要文凭！况且，人们把当时社会上一窝蜂地考文凭的做法称之为混文凭，的确有一部分人混到手一张纸之后，实际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我心里也是有些鄙夷的。可是，不要文凭又不成，晋级、评职称、分房……我以后的几十年生活无不受此影响。在几经犹豫彷徨之后，有一年我终于决定去考成人自学高等教育；一打听，乖乖！十二门课程，门门不易——又给吓回来了。1988年秋，我自己给自己鼓了好几回劲儿，终于又下决心去考民族学院的成人函授大学。那天，好容易打听到报名地点，沿着民院新楼的楼梯往上攀，见身边上上下下全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莘莘学子，不知何故就自惭形秽起来，越往上攀越没了勇气，到了报名处，看到排在前面的姑娘小伙儿在登记表上填的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想到只有自己是个四十多的半大老头子，就羞臊得不行——其实谁也没朝我看，自己就那么浑身不自在。就在快排到我的时候，我的勇气终于泄尽，终于象逃也似的跑走了。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悲，想学习、想深造是好事嘛，不丢人嘛，你说你害的哪门子臊！但说是这样说，做起来可就不容易了。悲夫，非大学拒我，是我拒大学也。”

如今女儿已大学毕业的郭小林说：“现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上大学的心理障碍不存在了，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只是没有时间——忙了单位的事，忙家里的事；最主要的是老想写东西——虽说其实也没写出个样儿来，却总是牵肠挂肚，因为我不甘心当年的辉煌多年不再。至于大学嘛，或许只好等退休之后，再去上老年大学，以圆我今生之梦。”

像郭小林这样欲以毕生的时间圆其大学梦的人，在中国有千千万万。

第二章　备战黑七月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0年，中国经历了二十三个高考的年头，当年在恢复高考中曾经因为作文好或者数学好而考上了北大、清华等最高学府的学子们，今天大多数已经成了社会各界的主力。现今他们的孩子也差不多进入了高考年龄或者已经考进了大学。二十三年的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人们发现，同为高考，今天与昨天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当年，人们是多么期盼恢复高考，那些多年失去了上大学机会的学子们一听说可以参加高考了，就像黑暗中重新见到了太阳，就像枯萎的生命遇见了雨露。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考大学时，别说他们的孩子对高考感到害怕，这些当年在高考中出尽风头的饺佼者们也异常迷惘和紧张，甚至比自己当年进考场更加忐忑不安。

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大的高考竞争已经比二十多年前的竞争要激烈几倍、甚至几十倍。首先是人数上的竞争。1977、1978两年虽说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万人参加高考，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考，但实际上，如果用适龄青年的总人数来计算，真正可以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应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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