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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正所谓“一知半解害死人”，厚黑学是一门学问，用之前一定要用心研究，领悟了才好出去施展。就像是拳术，有手有脚未必就精通拳术，不通拳术就要安分守己，免得挨打。如果只是听人家说起拳术如何地厉害，在旁边比画一番练就了三脚猫的功夫，就自以为是跑出去打人，哪能不被人痛打？

听说你要建厚黑庙

李宗吾说起创立厚黑学的艰难，常念叨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说是人人都晓得饭好吃，却不晓得种田人的艰难；人人都晓得厚黑学适用，却不晓得发明人的艰难。想起自己写《厚黑学》的辛苦，李宗吾认定这门学问将来一定会成为一门专业学科，而其而又可能要专门的大学来研究，于是，他打算把发明的经过和那些与他一同研究的人记录下来，以便后人做厚黑学案时能找到确凿的材料，要是像建孔庙一样建一座厚黑庙，也能找到配享的人。

李宗吾的老友黄敬临听说了这件事情，对李宗吾说：“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要建厚黑庙，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门的，请把我写一段上去，将来也好配享。”

李宗吾说：“不必再写，你看《论语》上的林放，见着孔子，只问了‘礼之本’三个字，直到而今，还高坐孔庙中吃冷猪肉。你既有志斯道，即此一度谈话，已足配享而有余。”

黄敬临又说：“我今年已经62岁了，因为钦佩你的学问，不惜拜在门下。”

李宗吾大笑：“难道我的岁数比你小，就够不上与你当先生吗？我把你收列门墙，就是你莫大之幸，将来在你的自撰年谱上，写一笔‘吾师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诰封某某大夫’光荣多了。”

黄敬临是什么人？这个名字一般人可能陌生，但有段和他相关的趣事却很少有读书人不晓得。清末四川省荥县有一年轻寡妇向县府递上一纸诉状：“夫亡妻少，翁壮叔大，瓜田李下，该嫁不该嫁？”县知事看罢，为之动容，当即挥笔下判：“嫁！”

这位县知事，就是川菜“姑姑筵”开宗立派的大宗师黄敬临：1937年，他把“姑姑宴”开到了重庆；1938年，蒋介石在重庆“姑姑宴”包了4桌，吃后倍加赞赏。

放下《通鉴》写食谱

1940年的某一天，李宗吾闲来无事，去黄敬临的公馆喝茶。到了黄府，竟然看到见黄敬临正凝神静气，楷书《资治通鉴》。李宗吾很是诧异，问道：“你怎么干这个事？”

黄敬临说：“我自四十八岁以后，即矢志写书，已手写《十三经》一通，补写《新旧唐书合钞》、《李善注文选》、《相台礼记》、《坡门唱和集》各一通，现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以完夙愿而垂示子孙。”

李宗吾听了，摇着头说：“你这种主意就错了。你从前历任射洪、巫溪、荥经等县知事，我游踪所至，询之人民，你政声很好，以为你一定会在官场努力，干一番惊人事业。归而询知，退为庖师，自食其力，不禁大赞曰：‘真吾徒也。’特许入厚黑庙配享，不料你在干这个生活。须知，古今干这一类生活的人，车载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吗？庖师是你特别专长，弃其所长而与人争胜负，何若乃尔！鄙人所长者厚黑学，故专读厚黑学，你所长者庖师，不如把所写十三经与夫《资治通鉴》等等，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谱，倒还是不朽的盛业。”

黄敬临的一生很有些传奇色彩，不仅出身名门，还考取过清末秀才，曾在光禄寺供职，得四品顶戴，受到慈禧太后赏识，当了三年宫廷御厨后又到地方任县长。民国早期，他担任过射洪和巫山县长，但因生性洒脱，美食家声名在外，辞职回到成都之后，被聘为省立成都女子师范的烹饪课教师。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黄敬临听了李宗吾的这番话，茅塞顿开，放下笔说：“往所在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充烹饪教师，曾分‘薰、蒸、烘、爆、烤、酱、酢、卤、糟’十门教授学生，今打算就此十门条分缕析，作为一种教科书。但滋事体大，苦无暇晷，奈何！”

李宗吾又提醒他说：“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为你计，每日高兴时，任写一二段，以随笔体裁出之，积久成帙，有暇再把他分出门类，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写出，将来老病侵寻，虽欲写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

黄敬临深感李宗吾考虑得周到，于是开始着手写他的《食谱》。

1941年，日机频繁轰炸重庆，黄敬临的姑姑宴被迫停业。1942年，黄敬临病逝，终年68岁，蒋介石送了一副“无冕之王”的挽联——果然应了李宗吾那番话，最终成就他不朽盛业的，还是川菜宗师这个名号。

以防万一

李宗吾住在重庆的时候，一位姓王的朋友无意间对他说：“你先生谈话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把你的谈话笔记下来。”

这话把李宗吾吓了一大跳，让他不由得想起一段“天泉证道”的公案。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晚年教人的定本“四句教”，因为对“四句教”的理解不同，王阳明的高足王畿和钱德洪发生了争执，王畿认为“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钱德洪认为“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两人互不相让，便相约去找王阳明，在王府旁边的天泉桥上向老师求教。

还好，当时王阳明还活着，这段公案好歹有个结果。要是像孔子那样，死后才有人通过回忆他的言行写成《论语》，谁又能辨别真假？

想到这些，李宗吾很为他的“厚黑学”担心：王朋友真的邀约几个人来，闲扯几句，回去就搞出一部厚黑教主语录来，成了后人研究李宗吾和厚黑学的依据，那可怎么得了？或者万一自己门下出了一个曾子，摹仿大学那种笔法，简简单单地靠回忆记录一些师生间早年的谈话，必然也会给研究厚黑学的后人平添麻烦，仔细想想，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于是，李宗吾赶紧仿照老子写《道德经》的办法，亲手把自己这些年说的话写下来，而且总是反反复复地解说，宁肯重复，也不肯简略，并取了个书名《厚黑丛话》。

把书写完，他意犹未尽，还警告后人，将来如有人说，“我亲闻厚黑教主如何说”，你们万不可听信。

厚黑学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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