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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部分（第1页）

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华国锋把　自己看成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接受对　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　设社会主义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　锋同志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　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但事情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　统，是不可能的。

华国锋不想批判极左思潮。邓小平讲话中却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虽然没

有点名叫阵，但两种思潮的阵营是泾渭分明了。　在实事求是派的大军中，出来了一支突击队，率先向凡是派冲击。这支

突击队就是胡耀邦领导的理论研究队伍。这时胡耀邦已就任中共中央高级党　校副校长，他在党校办了一个刊物，叫《理论动态》，专门登一些批判极左　思潮的理论文章。

这一天，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几个负责人给胡耀邦送来了一篇文　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问：“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　理论室的同志告诉他，这篇文章是《光明日报》约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　明写的，总编辑杨西光看到后，认为文章很好，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　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决定撤下来进行修改，使　文章进一步触及当前现实问题。文章经过七八次修改，又送到中共中央党校　理论研究室，进一步修改，现已定稿，要求发表。

胡耀邦听了汇报，看了文章全文，马上拍板：“发！”于是，1978　年　5

月　10　日的《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　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在理论界和政界顿时引起了一　场大争论，叫好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邓小平听说后，让人把《光明　日报》找来，看完后说：“这篇文章很好，符合马列主义，扳不倒嘛。”他　决定找个机会给予支持。过了几天，恰好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　会议上讲话，大讲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坚持真理标准　讨论的人大为振奋。

且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全国人民的思想顿时活跃起来。中国，

就好像是一个瘫痪的病人被打开了“？门”，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　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全党的思想已基本上从两个凡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端　正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时机成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彻底清算极左思潮，确立新的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决定性的一战，　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以决雌雄。

1978　年　11　月，经过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王震、李先念、邓颖超及

许许多多老同志的斗争，华国锋不得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　月　1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5　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　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　反，恢复名誉。对于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审查的　388　人，经北京市公安局

于　1978　年　4　月成立复查组进行复查，结果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者　被平反、恢复名誉。

在党的代表正确路线的老同志的压力下，华国锋在　12　月　13　日的中共中　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被迫作了检讨：“去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关于‘凡　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　止’，这些话都讲得绝对了。去年　2　月　7　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　好纲》，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它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　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　大问题》，他历数思想僵化所带来的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　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　一样，必须靠实是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基础。他又着重指出，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　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不打破思　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　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　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讲话，为　5　天以后，也就是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举行　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报　告的主题。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结束了　1976

年　10　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　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　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　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　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　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　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　非问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　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王震、胡耀邦　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　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选为检查委　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王鹤寿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拨正了革命航向，其意义不下

于　1935　年　1　月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　议，即“遵义会议”，故时人称这次全会为第二个遵义会议。邓小平为这次　会议定下了主题，是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这次全会上，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　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全党、全国开始进行拨乱反正，不觉就到了

1979　年的　9　月。

9　月　3　日这天，邓小平一早来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文件。秘书轻手轻　脚地走进来提醒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耀邦同志已在常委会议室等候。”　邓小平看看表，“哦”了一声，便走出办公室，去参加常委听取“两案”审　理的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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