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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5页）

“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

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

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

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

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

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

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

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

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

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

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

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

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地下”工作。纳粹分子上台后几

个月，他又来到维也纳。他与上边曾提到的那位英国“地下”人员厄恩斯特·杰里

的看法不相一致。杰里总强调德国工人“五人组”秘密战的成就，而马雷则坚持应

在德国境外与纳粹主义做斗争。“唯一与纳粹斗争的方法——是在国外斗争。我们

在内部没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内行动”。在与国际法西斯进行的秘密战中，马雷

凭借自己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以共产国际最终必胜的信念感染着其他间谍。

当菲尔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动于奥地利地下共产党员之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

到了共产国际在维也纳的“地下”人员工作的感觉。1934年2　月。奥地利左派与右

派的斗争，按菲尔比的话说，“已达到白热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

海姆维的更为激进的斗士们（其组织创始人斯塔里姆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参加过希

特勒的未遂政变）分别捣毁了工会委员会、左翼报刊、社会主义者组织、援助贫困

组织等机构。维也纳的两个街区在隆隆炮声中化为废墟。九名社会党领袖在最高法

院外被绞死。菲尔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他主要

从事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输送国外的活动），正因如此，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

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潜力。《每日电讯报》记者埃里克·格杰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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